东西问|丘树宏: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中新社广州1月3日电 题: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专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
中新社记者 方伟彬
广东是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好像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对此有不同看法。
日前,丘树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并结合当下探讨了岭南文化在未来还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哪些贡献?
丘树宏:在我看来,自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至今,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过六大贡献,包括:以赵佗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贡献;以六祖文化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贡献;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文化贡献;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化贡献;以中共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贡献;以改革开放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文化贡献。
中新社记者:南越武王赵佗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丘树宏: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统一了南越。任嚣担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不久,任嚣病重而殁,其时秦二世当政,中原动乱,任嚣委托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并交代赵佗自立为王,以保住岭南不受战火涂炭。赵佗实行“和辑百越”,将南越治理得很好,为汉朝保住和提供了一方偌大的疆土。
本人从2015年开始关注赵佗,并开始赵佗题材的文艺创作。我在2016年主创并于2017年开始公演的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中,用三句话评价赵佗: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
赵佗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术等带进岭南,从另一端即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岭南文明。史书记载海上丝路起始于汉代,可以推断赵佗很早就已经与异域有了交往,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异域文物,更印证了上述看法。
从秦代开始,尤其是汉代之后,整个岭南完全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和完善了中华文明;岭南以其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融通的重要通道和前沿。
中新社记者:赵佗之后,岭南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六祖惠能,他对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哪些贡献?
丘树宏:六祖惠能大师,俗姓卢,与赵佗一样祖籍河北,是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之后。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
六祖惠能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以一种六祖文化为中国以至世界的佛教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厥功至伟。
中新社记者: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包含了哪些要素?各有什么特点?
丘树宏: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形成的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中也有一定地位。
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范围是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粤语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广东粤西地区的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和广西地区的桂系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又流行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外粤语华人社区。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客家人聚集地长期形成的风格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是客家族群认同的纽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源自中原汉人南迁时自身所保留的唐宋时期的华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完整保持了汉族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
潮汕文化,隶属于岭南文化,广东三大文化之一,是汉文化的子文化,是古中原文化的遗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汉文化。潮汕文化是潮汕人(潮汕民系)创造的文化,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特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潮汕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点,贯穿于潮人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岭南的三大族群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华侨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中国公民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对外贸易的扩大、交通的发达,移居国外的人数急剧增多,他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称为“唐人”,后来统称为华侨。
中国人在近代大规模向海外迁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异域,在侨居地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的华侨文化。
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华侨文化形态独特,它形成于异国他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在国,又将异域文化带回祖(籍)国,反哺家乡,集中体现为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追求民主富强的文化特质。华侨反哺家乡的过程同时也是输入异质文化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岭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中新社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如何概括孙中山文化?
丘树宏: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
“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以及以上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遗产。
“孙中山文化”的特质是,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价值。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红色文化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丘树宏: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广东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更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圣地。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工人运动的始发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
广东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广东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匏安在华南最早推介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建。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方针。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里产生了哪些新的文化?未来可以进行哪些新的探索?
丘树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2018年,广东省委作出“1+1+9”工作部署,奋力开创新时代广东各项工作新局面。2020年,广东全面完成精准脱贫攻坚任务,全省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2021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超12万亿元人民币,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随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广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沃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广东自始至终担当了试验田和排头兵角色。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广东率先在企业管理、价格、财政、基建投资、股份制、金融、外贸等方面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擘画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更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丘树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市政协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东西问丨曹应旺:“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 题:“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作者 曹应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令人注目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重视中国特色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从文化根基上看,是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间断的代代相传、积累、发展中来的。 中国特色与汉字、观念和精神 “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看,首先,来自中国汉字。中华民族从殷墟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经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发展,但文字基本骨架未变。汉字与其他文字不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地,传递一种观念。 ![]() 其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观念。掌握了常用汉字,基本能读懂一代代传下来的中华典籍。习近平指出:“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如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子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种重视民本、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重视事物由小到大发展的观念,传承几千年,也自然传承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并结合实际将其发扬光大。 ![]() 再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精神。中华民族能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生存发展,重要原因是,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故事,追求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等观念,追求的是公道公正的精神;“人皆可以为尧舜”,追求的是众生平等的精神。这些精神追求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 上世纪初,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先生把深沉、博大、纯朴、灵敏总结为中国精神的四大特质。这正是孔子以来倡导的中用、中和、忠诚、中时的中庸精神特质,即不走极端、和而不同、忠信诚实、与时俱进。不走极端,才有深沉;和而不同,才有博大;忠信诚实,才有纯朴;与时俱进,才有灵敏。这些精神特质也深刻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 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重视向同时代的人学习,按照“三人行必有我师”,博采众长,以实现海纳百川;也重视向前人学习,按照“通古今之变”,重视历史经验,以实现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接续前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步伐厚重稳健,屡建惊世大功,重视“古今中外法”,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原因是其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在文化层面,就是来自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缔造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观念和尧舜禹的平等观念等密切相关。毛泽东、周恩来的早期文稿中都有对“大同”的认识。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奋斗目标。彭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过一首诗:“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老一辈革命家是在追求“大同”,追求“尧云舜日”的基础上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毛泽东走上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的观念,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文化渊源看,“实事求是”狭义上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义上来源于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观念;来源于司马迁讲的“善者因之”的精神和大禹治水“因水以为师”的观念;来源于明朝杨继盛“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的品德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观念表达出来,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融为一体,骨子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汉字的“國”字,就有边界、有人民、有土地、有武装的意思,已经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因素。 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足食”,要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有饭吃——这也是“得人”统一战线和“足兵”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要发展武装部队,能守土卫国;“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相信党。孟子也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元素。从文化渊源上看,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土壤,是难以提出“三大法宝”的。 ![]() 中国特色与新时代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体现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味,有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味,还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味。其中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治国理政之道上。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就是习近平引申的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所讲的“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 ![]()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普遍性上看是一个“公”字,就是《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加以引用。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基因,也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中。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特殊性上看是一个“和”字,即《论语·子路》记载的“和而不同”。这个“和”是事物特殊性基础上的协调互补,不是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如《孟子·滕文公上》中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指出,“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根子上看是一个“本”字,就是习近平多次引用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讲的“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个“本”,从治国理政的根基看是人民。《尚书》讲“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管子》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一路体现着中国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完) 专家简介: ![]() 曹应旺,1951年生,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担任《陈云传》《周恩来大辞典》副主编,参加撰写《邓小平传》,参加编辑《周恩来经济文选》《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著有《周恩来与治水》《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邓小平的智慧》等。发表《科学发展观渊源中的中华文化传统》等研究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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